李滉(1501—1570)，韩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出生于朝鲜朝庆尚道安东府礼安县温溪里，即今天韩国的庆尚北道安东市温溪里。其父李埴，为当时进士，膝下八位子女，而李滉最小。李滉初名瑞鸿，字景浩、季浩，号退溪、陶翁、退陶、陶叟、清凉山人等，谥号文纯，人们常称他为退溪先生，其学也被称为退溪学，并由此形成了退溪学派。因李滉终生服膺我国宋代的理学大家朱熹的思想，并对之有所发展，成为朱子学在朝鲜朝的重要传承人和推广者，所以他又有了“韩国朱子”之称。
李滉自26岁科举中式之后便开始任官，一生在官场七进七出。他的出仕一方面往往是迫于王命的征召，另一方面有时也是希望能够借此“从事上磨炼”，在官场中成就他的“可以使自己品行端正的学问”。换言之，许多时候李滉是把官场视为自己修身的道场。
在修身的方法上，他推崇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但特别强调了“人欲”与“人情”的区别。他认为，儒家的“四端七情”(“四端”即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七情”为《礼记》所言之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中的“情”并不都是恶的，其中也有善的因素，而“人欲”则全为恶，因此人们必须革尽人欲，以恢复天理对人心的绝对主宰。在与修身紧密相关的知行关系问题上，李滉也认为朱熹的“知先行后”而又以行为重的知行观是最合理的，反对王阳明的“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传习录》)的“知行合一”论。所以，他特别重视朱熹的“格物致知”之说，终生探研儒学义理，讲学著述不断，并创办陶山书堂(后为其弟子们扩建成陶山书院)，身体力行，以广教化。与此同时，他还亲自撰写了“修身十训”，传之子孙和弟子，其全文如下：
立志当以圣贤自期，不可存毫发退托之念;
敬身当以九容自持，不可有斯须放倒之容。
治心当务清明和静，不可坠昏沉散乱之境;
读书当务研穷义理，不可为言语文字之学。
发言必详审精简，当理而有益于人;
制行必方严正直，守道而无污于俗。
居家克孝克悌，正伦理而笃恩爱;
接人克忠克信，泛爱众而亲贤士。
处事深明义理之辨，惩忿窒欲;
应举勿牵得失之念，居易俟命。
“修身十训”分为五组，两句一组，从十个方面讨论了人一生道德修养的基本要素。
第一组首先就提到立志，因为立志是根本。《尚书·周书》记载，周成王告诫臣属道：“戒尔卿士，功崇惟志，业广惟勤。”认为一个人事功价值的高低就取决于立志。因此当王子垫问孟子士人当以何为重时，孟子就简洁明了地指出：“尚志。”(《孟子·尽心上》)即以立志为重。朱熹也曾明确指出：“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着力处。”(《性理精义》卷七)故而“学者须是立志”(《朱子语类》卷八)。而儒家的最高志向通常是做圣贤。同时，有了做圣贤之志，还需有与之相匹配的身姿仪容，退溪第二句论“敬身”所说的“九容”便是专就此而言。其语出自《礼记·玉藻》：“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九容”较为全面地规定了日常生活中读书人应有的仪容表现。
第二组论治心与读书。论治心一句，从字面上看，主要是对人的心理与精神状态的要求，强调人应神思清明，心境和宁安详。读书方面，退溪主张不要专以字词训诂为事，而应将主要精力放在书籍的道德义理的探求上，强调读书要分清主次。但考其本意，亦并非是说读书应全然不顾对文字词汇的准确把握。
第三组较有意思，特意提到了言谈规范。他主张人们在讲话时应周全合理而不失精练简洁，没有废话，句句都能令人实实在在地受益。而有言必有行，在行这一方面，他要求行事应方正严谨，守道勿失，不为流俗所左右。
第四组专论人际关系方面人们应遵循的伦理规范。首先是在家庭关系中，为人应孝悌，因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孝悌是实践仁德的起点和基础，“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同上)。为人孝悌者在家里自然能够使得家庭和睦，伦秩井然，人相亲爱。其次是在社会交往中应持守忠信之道，对人友善，充满爱心。《论语》中言“泛爱众而亲仁”(同上)，李滉在强调“泛爱众”的同时，于此处将“亲仁”化为“亲贤士”，主张应有意识地多亲近贤能之士，以见贤思齐，从而成就自己的德才。
第五组首论处事，强调应明白所处之事中的义理，懂得克制自己的负面情绪和私欲。其中“惩忿窒欲”一句源自《周易·损卦》，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也指出：“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次论以平常心对待举业功名，要求不必在意科考的成绩得失。其“居易俟命”一语源自《中庸》：“正已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意指君子一方面努力做事，另一方面又安于平凡的处境，只是修养德性，端正己身，而不会存非分之念，求非分之禄。李滉借之告诫子弟与门人应合理地看待功名。
从李滉的“修身十训”可见，他精研儒学义理，受朱子学的熏陶极深，对儒家尤其是朱子理学的修养理论有着精当的把握并能充分运用于实践。尽管距今已有六百年左右，他的“修身十训”在今天无论是对韩国人的道德修养还是对中国人的道德修养仍有着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价值。同时也说明，儒学作为一种传统农耕文明的代表，其饱经历史长河磨砺和淘选出来的优秀的精神文明要素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东亚乃至全世界的，理应得到人们的共同尊重和发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