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如何激活学校的活力
原创|陈国治（北京市三帆中学）
校长激活学校的活力，关键是变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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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发展愿景，凝聚价值力量。发展愿景是激励师生发展的文化要素，是学校希望发展达到的未来图景。发展愿景应具备领域明确性、目标可及感和愿景感召力。文化的内核是价值观，学校核心价值观应当持久、稳定，是所有人行为的基本遵循。学校核心价值观的形成重点不在宣讲，而在管理者日常工作中持续稳定的坚守、明示，以管理者的身体力行使师生相信其是被真正遵循的，从而推广，形成共识，产生力量。学校愿景的确定要锚定学校核心价值观，避免功利化的短视，才能满足教师的价值感和成就感需求，激发大家的内驱力。
变革体制机制，激发创造活力。重构组织，让结构发挥功能：能用结构解决的问题就不要用制度去解决——按照“责权利三角等边原则”进行部门合并、结构拆分、岗位重组、机构增设或撤销、调整指令链、改变汇报关系等，以优化组织运行，捋清权责关系，减少不必要的矛盾和为此制定制度的冲动。优化制度，使机制真实创生。在分析目标与实效基础上，废除越位的制度，调整错位的制度，制定缺位的制度、完善不完整的制度，做好制度衔接，找准制度的最佳撬动点，制度中落实学校价值观，注意平衡利益相关方。变革体制机制还要释放潜能，让差异取代差距即增加激励性和补偿性制度设计，发挥正向评价的激励作用；润滑关系，以包容激活创新即聚焦人性天使的一面，包容人性的弱点，与问题和平共处中解决问题，营造高挑战低风险的任务情境和心理环境；搭建平台，为成长持续赋能即淡化行政，强化研究，搭设多样的资源平台、实践平台、分享平台、成果孵化平台和传播平台。
构筑安全屏障，保障聚焦教学。学校活力的中心在教学。管理要为这个中心排除干扰，使一线教师能够安静于教学。遇家校冲突，及时介入，主动“隔离”，积极沟通，发挥家长委员会的职能；遇社会事务进校园，运用法治思维，善于婉拒，敢于直拒，保障校园安宁；对不同部门的各类通知，建立结构化的日常处理机制，纳入已有计划整合落实，尽量由专门机构消化。
作者简介：陈国治，北京师范大学法学学士、教育管理学硕士，中学高级教师，北京市西城区学科带头人，首都师范大学学校德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儿童中心儿童德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2000年自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工作，先后担任团委书记、学生处副主任、主任、党委副书记（2014.1至今）、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等工作。现分管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德育工作和初中部（即三帆中学）全面工作。
来源|本文原创首发 《中国教育学刊》2022年第十期教育微论栏目
作者|王开林
来源|谈文学
网络时代，人们更喜欢喧哗，更容易骚动，以往那种依靠静态阅读给大脑充电补氧的固有方式遭到了彻底的颠覆，取而代之的是拼凑信息碎片、听书、查找文章摘要、关键词搜索。人们在玩转电子工具的同时，极其轻率地抛弃了中国古代经典。这样做，直接后果是什么？浅薄，浮躁，粗俗，甚至骄狂，是难免的，放任功利主义僭越，追求感官刺激，饕餮各类欲说还“羞”的视觉大餐，则几乎是必然的。相比静态阅读的心眼相合，出入无碍，动态浏览往往使人注意力涣散，鼻子被网络链接牵着，眼球被图片新闻吸住，在铺天盖地的垃圾信息中整天胡乱溜达。
两千多年来，《易经》《道德经》《诗经》《论语》《墨子》《孙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影响了多少人？屈原、贾谊、陶渊明、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李贺、李商隐、杜牧、唐宋八大家的诗词歌赋文章影响了多少人？可谓不计其数。中国古代经典乃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母和文化之魂。它们鲜活，明智，博大，精深。北宋宰相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固然有些夸张的成分，但是经典的力量之大，实效之显，由此可见一斑。凡是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关羽戎马倥偬，在军旅间隙，他爱读《春秋》，一遍不够，十遍、百遍都不够，若要探寻其义薄云天的性情渊源何自，这部经典无疑提供了最佳线索。
孔子的学问如何？在春秋末期，绝对首屈一指，他钻研《周易》，韦编三绝（由于反复披览和翻阅，编联竹简的牛皮绳子都断过好几回）。董仲舒的学问如何？在西汉中期，绝对首屈一指，下帷授徒之余，他钻研儒家学说，三年不窥园。司马光的学问如何？在北宋中晚期，绝对屈指可数，他综览宋朝之前的历史，编纂《资治通鉴》，隐居洛阳独乐园，长达十九年。王夫之的学问如何？在清朝初期，绝对屈指可数，他遍治群典，著作等身，隐居衡阳石船山下，长达三十二年。
顶尖学者必须皓首才能穷经，普通读者挠着头皮弱弱地发问：“我该怎么办？”有些人可能知难而退，有些人可能浅尝辄止，有些人可能铆足干劲，以横渡大海、深入宝山的决心一往无前，就算花费大力气，最终只捡到贝壳，只采到蘑菇，也无怨无悔。 实际上，真肯下苦工夫的人，真会动活脑筋的人，就没有几个大失所望的，顶不济，他们也能收获一把碎金、断玉和散珠。
阅读中国古代经典，主要有两个障碍：一是文字障碍，比较艰涩；二是思想障碍，比较艰深。读者若学力明显不足，理解力跟不上趟，就仿佛驴友钻进了深山老林，手机信号太弱，极可能“暂时无法接通”。因此“远交近攻”是唯一可行的战略，先读双重障碍较小的经典，这才是上策。比如说，你读《金刚经》有难度，就先读《六祖坛经》，其法理相近；你读《庄子》有阻力，就先读陶渊明的诗文，其意趣可亲。一般来说，兴趣总得有一个培养的过程，远足也要做好那些必要的准备，中等水平的读者从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四大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入手会比较轻松，比较愉快。入门之后，再借助注释，阅读唐诗、宋词、元曲和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就能领会其中的美妙之处。倘若行有余力，你继续上溯，还可阅读《资治通鉴》《三国志》《后汉书》《汉书》《史记》。最高潮部分，也是最高端部分，当然是阅读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那些经典多半是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兵家、农家、医家、纵横家、经济家、风水家的元典，极为广袤和浩瀚，风貌不同，景色各异，令人目不暇接。就算你乘坐高铁去，驾驶快艇去，也不愁没有驰骋的空间和回旋的余地。某些准备不足的读者可能会望而却步，视这片原野为“无人区”，称这片海域为“百慕大”。然而读者准备充分，置身其中，则受益无穷，乐不思返。越是紧贴源头的感情，就越是毕现性灵的感情。越是毗邻始端的思想，就越是直指人心的思想。
一位船长能够眺见露出海面的冰山不算判断力强，他能够估测藏匿在海底的暗礁才算判断力强。同样的道理，一个人阅读经典著作，他能够寻章摘句不算功夫高，能够探本溯源才算功夫高。一个人能够玩味文采章华不算本领强，能够领悟微言大义才算本领强。一个人能够将经典名句倒背如流不算智慧超群，能够在经典名句的开导之下将自己铸成伟器才算智慧超群。
以前，私塾里的先生要求学生将四书五经背诵得滚瓜烂熟，似乎很笨拙，却非常管用。咬字要准，断句要对，丝毫不得马虎。因此许多人从小下足了记诵工夫，读过的经典终生难忘。现在仍有人主张让中小学生背诵一些古代经典诗文，只不过青少年儿童的功课压力山大，普遍加码确实不太适宜，如果某些孩子对此怀有强烈的兴趣，则肯定不会吃亏，背诵下来的经典迟早会转换成精神养分，“腹有诗书气自华”，其显著效果我们能够看得见。
以我近年来的观察和比较，阅读中国古代经典，比死记硬背更高明的方法至少有四种：一是陶渊明的不求甚解，二是苏东坡的由此及彼，三是鲁迅的从字缝里读出字来，四是胡适的于不疑处有疑。
不求甚解并非偷懒，更不是卖萌，而是避免对中国古代经典的某些模糊语意作过度解析，不受注释的束缚，不认死理，不削减必要的灵活性。《诗经》中的《关雎》，明显是一首情诗，然而《毛诗序》将它与“后妃之德”连线，唐代学者孔颖达说这首诗是文王用来教化民众的，宋代学者朱熹干脆以武断的方式坐实诗中的“君子”是文王，“淑女”是文王的妃子太姒，弄得大家都没了想象的余地。难怪古人早就强调“诗无达诂”，以《关雎》这首经典诗作为例，古今学者对它的诠释各不相同，但都算不上标准答案，对领略这首诗的韵味、情味和趣味帮助不大。你若寻求甚解，只会急死烦死苦恼死，你若不求甚解，则游刃有余，想象力可飞、可奔、可走。
苏东坡参加殿试时，作《刑赏忠厚之至论》，其中有一句“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连文坛领袖欧阳修都不知道这个典故出自何书。后来，欧阳修当面询问得意门生，苏东坡的回答却是“何须出处”，令欧阳修闻言一怔。于是，苏东坡告诉恩师欧阳修：“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解中。”欧阳修回家查书，并没有找到那句话的来龙去脉，仍是一头雾水。过了几天，欧阳修再次询问弟子，东坡回答：“曹操将袁熙的正妻赐给儿子曹丕。孔融说：‘以往，周武王灭商后，也曾将妲己赐给弟弟周公旦为妻。’曹操问道：‘哪本书上有这个说法？’孔融笑道：‘以今天发生的事情去推理，我猜想当时的历史应该是这样的吧。’尧帝和皋陶的一问一答，我也猜想应该是这样的。”欧阳修闻言大惊，回头感叹道：“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苏东坡把死书读活了，用的就是由此及彼的推理法，这种“化骨绵掌”，他用来得心应手。
在《狂人日记》中，鲁迅借狂人之口道出“从字缝里读出字来”，那就是“吃人”。狂人以这种方法翻阅“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产生不少幻觉，也弄出不少骇人听闻的新解，因此不被社会所容。这似乎说明了狂人的读书方法出了问题，脑袋有了毛病。事实上，这种读法是某些怪才、鬼才的拿手好戏。金圣叹评点“六才子书”，用的是这种方法。李宗吾著《厚黑学》，荣升为“厚黑教父”，更是得益于“从字缝里读出字来”，他揭看儒家思想的底牌，认为“仁近于厚，义近于黑”，道前人之所未道。你可以不赞同李宗吾的观点，但他别具只眼的读书方法却不可抹杀。
胡适强调“做人要于疑处不疑，做学问要于不疑处有疑”，做学问的初步必定是读书。对某些经典名言质疑，能够试得出思考的刀刃是否锋利。金岳霖曾笑评经典民谚“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的逻辑错得离谱，如果前提成立，推理的结果就是“仁义价值一大堆粪土”，这无疑是自相矛盾的。即使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圣人哲言，也并非天衣无缝，照样会有经不起推敲的地方。在《论语》中，孔子告诫弟子“毋友不如己者”，钱穆在《论语新解》中将它翻译为“莫和不如己的人交往”。你定神默思，这话似乎相当在理。交往那些强过自己的朋友，益处无穷，多一位良友就多一条金光大道。问题是，倘若你谨遵圣人的教导，眼前就只有华山路一条。试想，那些比你更强的人若采取同样的尺度，你就不配做他的朋友。真要是大家将“毋友不如己者”奉为交友法则，比自己弱的人你不肯交，那么比自己强的人你攀不上，跟自己能力相当的人却少之又少，岂不是白天打灯笼也找不到几个朋友吗？
面对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古代经典，总会有人忍不住发问：“我要读多少书才够用啊？”简单的量化处理毫无意义。有时候，精读胜过博览，“以少少许胜多多许”，“最少即最多”，透彻地理解一部经典，即可触类旁通，以一当十，以一当百。倘若悟性缺席，多读不仅无益，反而有害，河床淤积之后，流量将大为减弱。
有时，我想，将中国古代经典中的一些格言警句抽绎出来，编成一本书，加上注解，让那些没有更多时间阅读的人“尝片脔而识鼎味”，也许是个好主意。他们阅读《论语》，如果弄明白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们阅读《孟子》，如果弄明白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们阅读《庄子》，如果弄明白了“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依此类推，他们的精神境界将会大大提升。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东坡的这首《题西林壁》具有普适群生的哲理，用它来形容人们身迷书山之后的困惑，也很贴切。阅读经典，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瞧了正面、反面还要瞧瞧侧面，看了字行还要看字缝，直到悟出个道道来。倘若食古不化，思考、甄别、判断三者总是难以交集，结果会如何？“读书太多，脑袋不是自己的了”，那就真还不如省点心思，省点力气，干脆废书不观，去多整几件高级装备，猛打电游。
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句话讲到了点子上。怀疑者的鹰眼和探索者的虎气必不可少，否则，阅读中国古代经典就比瞎子摸象的效果还要差上一截。须知，大量典籍形成一个巨型矿场，在其中，有些人挖到了金子，有些人刨到了玉石，有些人却空手而归，垂头丧气，这是能力问题、方法问题，绝对不是运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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